音乐地理学视角下安徽淮河流域民歌研究(3)

当然，淮河是连通内外的文化通道，这也使安徽淮河流域民歌吸收了多元外来文化的营养和特色，从而保证了本地区民歌健康、活泼的成长，这种交流和融合就像水流一样平缓悠长，润物无声却又浑然天成。如果不是激烈的冲突和剧烈的碰撞，文化的对流和交融最终都会发生异地同化现象，即外来的文化极容易被传入地的本土文化所同化，这主要是因为“一个地区民间音乐的地方色彩对外来民间音乐地方色彩的溶蚀和浸润作用”[13]是非常明显的。换句话讲，地域对民歌具有强大的选择性同化功能。安徽淮河流域民歌不仅受到了周边地区民歌文化的影响，也深刻地糅合了周边地域文化的风味与特色，但该地区民歌依然保留了自身的本地风貌且地域性特征极为突出，这说明安徽淮河流域民歌既受到了外地文化的影响，又最终同化了外来文化，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民歌风格，这完全得益于本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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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淮河流域民歌种类繁多、风格迥异，成为安徽淮河流域的一道文化风景线，对该地区民歌运用音乐地理学知识进行研究和分析，会发现民歌是自然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影射与反映。一、概述1.音乐地理学简介音乐地理学就是将音乐与地理特征、地理环境联系起来，探究其艺术形式、艺术风格形成原因和形成过程的学问，核心要旨就是把音乐同其生长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进行考察[1]，突出从地理地貌对音乐形成产生影响的角度去分析、总结音乐学理论。音乐地理学是民族音乐学和文化地理学的交叉学科。地理对音乐的形成究竟有何影响？有学者用“山的屏障，水的走廊和阻隔”[2]301来形容这种影响，也有学者提出“声音景观”(soundscape)[3]和“流动的声音景观”[4]来形容音乐所具备的地理性文化特征，这些观点都成为研究安徽淮河流域民歌的理论基础。2.安徽淮河流域民歌概述安徽淮河流域在安徽北部，西与河南省、东与江苏省、东北与山东省交界，其民歌丰富多彩、风格迥异，地域特征明显与多地域文化的互渗、融汇有密切关系。具体来说，该区域的民歌可以分为五河民歌、霍邱民歌、凤阳歌、乞丐音乐、劳动号子、山歌、秧歌、哭丧歌、赶集歌、节气歌、小调、舞歌、儿歌、婚嫁歌等数十种之多，而且这些歌种至今都有保留和流传。安徽淮河流域民间音乐的分布情况与自然界的地形地貌有着十分的相似性[5]，山地、高原、水乡的歌曲差别明显，尽管各种民歌、音乐间的过渡性、兼容性特征也较清晰，但越过各种民歌、民间音乐过渡带之后的地域性差别极为突出，所谓的民歌过渡带不过亦是明确的异域音乐的分水岭。民间音乐文化的过渡区是一个自然法则的具体体现[6]，安徽淮河流域从地理特征上来说也具有典型的过渡性，因此，该流域的民歌之流变特点亦当如此[7]。另外，音乐天生是追求大量复制的艺术[8]，这就决定了好的音乐具有极强的流动性、传播性，越过地理的阻隔，音乐文化的过渡区由此产生，过渡区音乐的不确定性往往具有更大的魅力。安徽淮河流域民歌整体上属于过渡区音乐。二、安徽淮河流域民歌的地理性特征考察1.川地民歌的特点川地即指平原地带，流行“川地民歌”的地区主要包括蚌埠、阜阳、亳州、颍上、凤台、怀远、凤阳等市县，这些地区既组成了安徽淮北平原，也是淮北平原在安徽省的核心区域。运用中原官话演唱是川地民歌的主要特征，同时歌风大胆泼辣，具有北方的深厚、诙谐与粗放，舞歌是其最重要的代表——即在民间歌舞中所唱的歌曲[9]，载歌载舞或许更能体现激情。川地民歌以徵调式为主，音区不高，节奏铿锵有力，旋律在七度上大起大跳，歌唱讲究真声演绎。2.山地民歌的特点安徽的西部天高山远，连绵起伏、延绵不绝的大山构成了该区域的主要地貌，故山地民歌主要集中在该处，以金寨、霍山、六安市北部地区为主。山歌、茶歌、秧歌、牧歌、门歌、号子、筑歌以及各种小调是山地民歌的主流形式，其中“挣颈红”“慢赶牛”是典型的山地民歌，这两种民歌样式都起源于劳动生产活动之中。“挣颈红”多以徵调式为主，旋律主要由so-、la-、do-、re四个音按上行式组合而成，其中夹杂着la-、re的下行。该种民歌的演唱方式颇有特点：假声为主，歌词一般限定为五句，前面四句以接龙的方式每人一句，最后一句众人合唱收尾，显得高亢嘹亮，音域较宽，音区较高，假声运用较多，旋律多以八度及八度以上的大跳引人入胜。3.丘陵民歌的特点丘陵地貌也是安徽省的主要地理特征之一，此种地形海拔多在100～300米，属于由北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上，即由平原向山地过渡的地形地貌，安徽淮河流域的霍邱、寿县、长丰、淮南、定远、滁县、天长、明光、嘉山、来安等地区就是典型的丘陵地貌。丘陵民歌与江苏扬州地区的民歌较为接近，这与两地相邻有极大关系，如天长的民歌《茉莉花》就被学界定义为江苏民歌，事实上，天长也是该民歌的起源地之一。《凤阳花鼓》《王三姐赶集》是凤阳的民歌代表，花鼓灯歌主要流行在淮南和寿县等地，小调、山歌是霍邱民歌的主体。[10]由此可见，丘陵民歌种类繁多、特点差异大，但不一而足的风格中又蕴含着相近似的因素，即带有强烈的过渡性和融合性色彩，与该地区是东、西、南、北地理文化交汇、冲突的中心地带相一致。三、安徽淮河流域地理性民歌形成的原因1.地理环境对民歌的影响总体说来，安徽淮河流域地形比较复杂多样，既有平原，又有山地和丘陵等。音乐及所有文化形式其实都是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气候促生的人文成果，在音乐、民歌的形成过程中，音乐家、歌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地理环境、气候特征的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艺术是天地精华孕育的结晶”即为此理。安徽淮河流域民歌的旋律往往呈波折变化的形态，这并非无中生有或故弄玄虚，而与山地崎岖引发歌手情绪起伏跌宕有关，另外，山地人民情感的自由奔放也促生了民歌旋律的高低起伏。[11]如五河民歌的节奏平稳、流畅纾缓及其旋律以级进为主，则与五河地处淮北平原、河流交织环绕有关。2.民风民俗对民歌的影响同样，艺术还是社会生活的真实体现，即眼所见、耳所闻、心所感对音乐创作、民歌的演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民风民俗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主体，同样也是音乐家、歌者的眼所见、耳所闻和心所感。如皖北地区的《拜花堂》《小秃闹洞房》《走娘家》《摘石榴》《下扬州》等都是社会生活、风俗人情的真实再现。《凤阳歌》描写了特定时代凤阳人到处逃荒卖唱的情景，同时也是对彼时凤阳地区经济生活状况无比困顿的艺术化表现手法。五河民歌中“除夕前二三日小儿打腰鼓唱山歌来往各村谓之迎年”“南浦渔歌，北原牧唱，东沟鱼唱，西坝农歌”[12]701等歌词就真实描绘了五河地区数百年来的生活景象。五河民歌的丰富多彩得益于历史上大批移民的涌入与流动，所以，五河民歌既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带有明显的吴文化、楚文化的影子，多元文化的浸润使五河民歌既具有淮北侉腔侉调的地域特征，也兼有了节奏平稳、小波浪式旋律的江南水乡风情，粗犷豪迈的演唱风格又是中原和楚地的大气象。3.地方方言对民歌的影响民歌之所以被称为民歌，究其本质是源自民间、传于民间、歌唱于民间。其中源自民间不仅指由民间艺人创作，关键还应该取材于民间，包括音调、词汇、表达习惯、演奏和歌唱方式都应当是民众所熟知的乡土味道，显然其中也包括地方方言的原汁原味。如《哥是货郎进村庄》的歌词：“哥是哎，货郎哎，进村庄哎，手中的花鼓喔，摇地响……”其中“村”(cun)被唱成 “cheng ”。天长民歌《茉莉花》将“茉”(mo)唱成“mu”，将“朵”(duo)唱成“du”，这种方言的表达使天长版《茉莉花》听起来别有一番风味。阜阳民歌《锄头歌》的歌词“把锄锄豆颗，越想越熬糟”中，“把锄”即为“拿锄”的意思，“熬糟”指的是“委屈、窝囊”之意。用富有特色的地方方言来唱歌正是民歌的魅力所在，同样亦是民歌身份的标识之一。4.历史人文因素对民歌的影响安徽淮河流域民歌中有许多作品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是历史事件、社会变迁运用音乐、歌曲的手段进行记载和传播的过程，人文历史对民歌的影响造就了民歌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如《罗师长来到红山洼》就记录了罗炳辉同志率领新四军进驻安徽境内的抗日根据地——红山的歌曲；太和民歌《大捻子起了首》中有“先打雉河集，后攻亳州府”的唱词，则真实描述了皖北捻军大起义的历史事件与革命豪情；为了纪念共产党员周维炯在立夏节这天率部发动起义这一事件，金寨人民创作了民歌《歌唱立夏节暴动》；五河民歌《保卫苏皖边》所唱的就是苏皖边区人民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奋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历史史实。历史事件既可以作为歌唱的内容，也可以作为创作的契机、创作的灵感推动民歌的发展，同样人员的流动、文化的变迁、商业的动荡、经济的起伏也会影响民歌风格的最终成形。如“明代洪武初年，由苏州移民来五河2.8万余人”[12]57的记载，就记录了五河地区复杂的人口构成情况，而这种大批外来人口、多种外来文化对本地民歌的最终形成必然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四、结论通过对安徽淮河流域民歌深入考察、横向比较和细致研究，笔者认为，安徽淮河流域民歌可以分为川地民歌、山地民歌、丘陵民歌三大类型。川地民歌以徵调式为主，音区虽不高，但节奏以规整严谨为要，旋律中常以七度大跳来醒耳动情，演唱讲究全部运用真声发音。山地民歌以“慢赶牛”和“挣颈红”为代表，高亢嘹亮，音域较宽，音区很高，善用假声演唱，且多以八度及八度以上的大跳作为旋律演变来表达跌宕起伏的山地风。丘陵民歌种类繁多，歌风混杂，特色悬殊，地区过渡性特征十分明显，而其中秧歌、茶歌的旋律多以级进为主，歌词也十分诙谐和幽默，语言常运用江淮官话，夹杂其中的地方方言，民歌听来清新自然、别有风味。萨波奇认为：“一般来说，水是传播文化和扩散文化的，而山则是拦阻和保存它。”[2]301大别山脉就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它阻拦了山外文化对皖北地区民歌过激的冲击，保护了安徽淮河流域民歌土生土长的自然性、纯粹性，从而使山内、山外民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且又各具地区性特征。当然，淮河是连通内外的文化通道，这也使安徽淮河流域民歌吸收了多元外来文化的营养和特色，从而保证了本地区民歌健康、活泼的成长，这种交流和融合就像水流一样平缓悠长，润物无声却又浑然天成。如果不是激烈的冲突和剧烈的碰撞，文化的对流和交融最终都会发生异地同化现象，即外来的文化极容易被传入地的本土文化所同化，这主要是因为“一个地区民间音乐的地方色彩对外来民间音乐地方色彩的溶蚀和浸润作用”[13]是非常明显的。换句话讲，地域对民歌具有强大的选择性同化功能。安徽淮河流域民歌不仅受到了周边地区民歌文化的影响，也深刻地糅合了周边地域文化的风味与特色，但该地区民歌依然保留了自身的本地风貌且地域性特征极为突出，这说明安徽淮河流域民歌既受到了外地文化的影响，又最终同化了外来文化，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民歌风格，这完全得益于本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形地貌。参考文献：[1]薛艺兵.江苏传统音乐文化地理分布研究[J].音乐艺术，2008(3):61.[2]萨波奇·本采.旋律史[M].司徒幼文，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3]刘嵘.声音景观视角下的黔东南音乐[J].人民音乐,2010(12):59.[4]薛艺兵，流动的声音景观——音乐地理学方法新探[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8(1)：83.[5]李敬民.论音乐文化的过渡与融合——以淮河流域民间音乐文化区的基本特质为例[J].音乐研究，2011，5(3):36.[6]李敬民.淮河流域民间音乐文化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地理条件初探[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8):56.[7]曹红星，李清.试论淮河流域民间音乐的流变特点[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66.[8]成乔明.艺术市场学论纲[D].南京：东南大学，2009：171.[9]陈发仁，崔琳.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安徽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2004：633.[10]台静农.淮南民歌集[M].台北：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1.[11]王安潮.皖西民歌的文化属性研究[J].皖西学院学报,2010(2):77.[12]五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五河县志[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13]黄允箴.纵横民歌时空——黄允箴音乐文集[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4)：66.

文章来源：《安徽农学通报》 网址: http://www.ahnxtbzz.cn/qikandaodu/2021/0211/4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