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安徽交响乐作品中的民族符号研究(2)

基于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民歌多以旋律线条作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安徽交响乐作品中，作曲家有意识地利用和声来增强民歌的艺术性。例如：《黄山·黄梅》中，作曲家大量运用二度叠置的和声，如第三乐章的主题动机部分，弦乐组直接采用D、E、G、A叠置，突显出强烈的民族特色［3］。

在《安徽民歌组曲》中，作曲家深入挖掘了《划龙船》这首民歌的节奏特点，用管弦乐队功能分组、音色转接和音响层层叠加的写作手法，形象地描绘了千舟竞渡的民俗场面。在旋律的进行中运用了一连串的音型模进和变奏手法，增强了浪花飞溅的音效。《八月桂花香》则采用半音化模进，并以多样的和声形式对民歌、戏曲的旋律进行了大量填补，使乐曲更丰富。

中国传统戏曲、曲艺音乐中常采用板腔体，也被创造性地运用到了交响乐的创作中。例如：《摘石榴》用坠胡模仿女声，唢呐模仿男声，重现民歌中常见的“一问一答”经典对答呼应式。

五声调式一直得到作曲家在创作中国特色音乐作品时的偏爱，安徽特色交响乐作品中许多均采用了五声音阶的音调，结合地方音乐元素的显性特征，起到形象又不具象的艺术效果。例如：《安徽民歌组曲》中的《凤阳花鼓》直接采用五声音调G宫调式，《小石桥》作曲家用清新自然的律动和五声性的和声走向配合原曲唯美的旋律。

（三）配器音响上的民族化烙印

在安徽交响乐作品中，作曲家常以西洋乐器模拟民族乐器音色或民歌人声，并巧妙引入民族乐器来表达中国传统音乐、戏曲的轮廓，突显民族化特征。

1.民族乐器的运用平添地方特色

作曲家在乐队编配时直接加入特色民族乐器，例如：《花鼓灯快速波尔卡》以西洋铜管乐器组和中国传统乐器唢呐合奏出原花鼓灯的民歌旋律曲调，同时采用锣鼓、小鼓、铙钹等民族打击乐器表现出热闹喜庆的气氛；《摘石榴》运用民族乐器唢呐、坠胡欢快明畅的曲调，使得音乐形象更加生动活泼；《黄山·黄梅》开场即用管钟、钢片琴描绘黄山变幻莫测的云海，用定音鼓展现出高大巍峨的黄山形象，以恍如中国书法中的布白达到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艺术境界；《安徽民歌组曲》中作曲家为了突显《摇篮曲》的意境，用中西弓弦乐器二胡、小提琴混搭的方式，渲染东方韵味。

2.西洋乐器对民乐语言的模仿

音腔是汉民族传统音乐音体系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在安徽特色交响乐作品中，作曲家以西洋弓弦乐器模拟中国传统弓弦乐器中揉弦、滑音、即兴“指花”等演奏技法，使其有了“以腔传情”的民族音乐韵味。例如：《黄山·黄梅》直接运用小提琴、木管组模仿黄梅戏唱腔《夫妻双双把家还》《春香传》《农夫歌》；《花鼓灯快速波尔卡》以木管组与弦乐组的装饰音表现花鼓灯音乐动感强烈、节奏紧促的特点；《安徽民歌组曲》中的《凤阳花鼓》先由中国大鼓、小堂鼓和铙钹等民族打击乐器演奏出凤阳花鼓声，随后西洋弦乐组用急速的快板奏出主题，迅速融入其中。木管组和铜管组模仿唢呐、竹笛，弦乐组模仿二胡、琵琶、阮等，洋为中用，于细节处传达“腔”带来的音乐体验。

三、结语

安徽特色交响乐作品将地方民歌、戏曲巧妙改编，在借用民族传统音乐旋律的基础上，从曲式结构、和声风格、配器音响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创造性编写，让西方交响乐顺利着陆的同时，也让民间音乐焕发新的生机［4］。此类交响乐作品将西方交响乐技法与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共融共通，中国民族乐器适当加入，西洋乐器对于节奏的弹性处理、音腔的模仿，也为作品的民族韵味增色不少。作品从主题到配器，从演奏技法到音响效果，无不带有强烈的“民族符号”。作品的成功为作曲家利用民族音乐元素创造性地运用艺术手法提供了借鉴，通过创新激活传统民族音乐的艺术价值，探寻当代中国交响乐创作路径。这样的创作不是生拉硬拽的照搬，而是需要符合音乐逻辑的曲式结构，展现西洋音乐与中国传统民间小调、戏曲等音乐元素变化关系的调式调性，形成足以表现地方特色、民族特征的配器编排，丰富的织体形态，以及符合不同文化背景听众审美习惯的音乐表达方式。要让对地方民间音乐耳熟能详的听众接受此类交响乐作品，需要进一步突破地域的限制，增强此类作品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1］黄宗权.传统“悲美”的现代吟唱［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6（1）：31.

文章来源：《安徽农学通报》 网址: http://www.ahnxtbzz.cn/qikandaodu/2021/0211/4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