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安徽交响乐作品中的民族符号研究(3)

［2］鲁菲.以克莱斯勒《中国花鼓》论中西方小提琴音乐的融合［J］.兰州大学学报，2012（3）：41.

［3］程炳杰.徽风皖韵 黄山黄梅——姚盛昌的交响曲《黄山·黄梅》评析［J］.人民音乐，2010（7）：18.

［4］杨正君.从《炎黄风情》看民间音乐艺术化创作模式的成功之道［J］.中国音乐，2017（1）：177.

安徽地域广阔，内有山川河流，皖南和皖北地区在语言、习俗、风情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产生了数量庞大、形式多样、色彩丰富的民歌戏曲艺术。作曲家以耳熟能详的民歌戏曲为主题，创作了一批具有强烈民族符号的安徽特色音乐作品，如姚盛昌四乐章交响曲《黄山·黄梅》、孙中生管弦乐作品《花鼓灯快速波尔卡》、杨一博交响乐作品《安徽民歌组曲》等。本文以此类作品为研究样本，从民族民间元素的运用、曲式结构与民间小调的碰撞、配器音响突显民族韵味等方面分析安徽特色交响乐作品，探索民族符号在当代交响乐作品中的创新运用。一、民族元素在交响乐创作中的运用以戏曲、民歌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其所具有的融汇性和守成性为音乐作品创作带来了特色鲜明的音乐语言，也符合安徽文化审美的实践基础。基于民族民间元素创作出的音乐作品，表现出包含于不同层面的结构力［1］。（一）民族音乐元素在交响乐作品中的“显性”应用在安徽特色交响乐作品中，作曲家就地取材，以代表性乐曲为材料，直接引入乐章或移植戏曲唱腔的手法较为常见。如交响曲《黄山·黄梅》选择黄梅戏传统剧目《天仙配》中的《满工对唱》旋律作为第二乐章的主题。《安徽民歌组曲》的七首作品均以脍炙人口的民间歌曲旋律为素材，部分作品直接引用安徽地方民间歌曲主题旋律，音乐语言与原民歌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一致。例如：《划龙船》原是当涂民歌，作曲家直接采用民歌旋律作为主题；《摘石榴》主题部分采用五河县民歌；《小石桥》通篇充斥着具有徽剧昆腔的屯溪民歌；《凤阳花鼓》直接采用凤阳民歌的旋律节奏为全曲主题。（二）民族音乐元素在交响乐作品中的再创作与直白地对民歌旋律进行配器改编的创作方式不同，安徽特色交响乐作品根据音乐内容，以交响乐的形式再创作的作品占比更大，此类作品丰富了地方民歌、戏曲的主题内容，从形式到内容上实现了中国民间文化和西方音乐体裁的融合。花鼓灯起源于安徽淮河流域，其音乐以花鼓灯锣鼓为主导，穿插灯歌、舞蹈等表演形式，极具地域特色。波尔卡是捷克民间舞蹈表演形式，音乐风格明快活泼，多采用2/4拍。《花鼓灯快速波尔卡》作曲家将两种不同民族的民间舞蹈音乐元素打碎、交融，以花鼓灯节奏型为主题，与波尔卡的曲式相结合，展现全曲。在西洋曲式结构下完整保留了民族符号，使听众易于产生共鸣。作品《凤阳花鼓》，作曲家有意引用花鼓灯的打击乐写法，用复调卡农的形式，长笛、单簧管、双簧管交替出现，描绘出安徽大地热闹喜庆的场面，并刻意夸张歌曲中的某些旋律段落，为听众展现交响化的《凤阳花鼓》。纵观这几首交响乐作品，作曲家均采用了安徽民歌、戏曲中的音乐元素。这种采用不是原样移植，而是多以民间音乐元素为材料，或为引子，或为主题，刻意追求交响乐的民族化。二、中西合璧奏响徽风皖韵的“安徽交响”如果说直接借用安徽地方戏曲、民间音乐旋律、节奏形态以及调式调性让传统音乐的表象形态得以在交响乐中具象化［2］，那么在曲式结构和配器上的理性布局则赋予了安徽特色交响乐作品逻辑思维，使其更具传播性。（一）曲式结构上的中西融会安徽特色交响乐作品，作曲家从曲式结构上将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结构形式相结合，利用西方音乐作品的结构动力，展现强烈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例如：《黄山·黄梅》四个乐章分别采用奏鸣曲式、变奏曲式、分节歌与变奏手法相结合，以及二部性结构与再现相结合的形式，既保留了安徽地方黄梅调音乐的风格，又采用西方音乐中典型的变奏手法对音乐进行展开。《花鼓灯快速波尔卡》虽然运用了淮河流域的花鼓灯素材，却采用西洋曲式中三部曲式写成，结构更完整，有助于突出全曲主题。民间歌曲曲式结构相对单一，《安徽民歌组曲》对以一部曲式结构为主的原民歌小调进行了加工，为听众提供符合交响乐作品规范的曲式结构。当中的每一首作品都会将原本单调的民歌旋律通过变奏、重复、再现等手段重新创作，使其艺术性、传播性得到增强。经过作曲家的再创作，大部分作品均采用再现单三部、变奏曲式等曲式结构，即便仍保留一部曲式，陈述结构也进行了大面积扩展。（二）和声、织体巧妙突显民族化特征基于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民歌多以旋律线条作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安徽交响乐作品中，作曲家有意识地利用和声来增强民歌的艺术性。例如：《黄山·黄梅》中，作曲家大量运用二度叠置的和声，如第三乐章的主题动机部分，弦乐组直接采用D、E、G、A叠置，突显出强烈的民族特色［3］。在《安徽民歌组曲》中，作曲家深入挖掘了《划龙船》这首民歌的节奏特点，用管弦乐队功能分组、音色转接和音响层层叠加的写作手法，形象地描绘了千舟竞渡的民俗场面。在旋律的进行中运用了一连串的音型模进和变奏手法，增强了浪花飞溅的音效。《八月桂花香》则采用半音化模进，并以多样的和声形式对民歌、戏曲的旋律进行了大量填补，使乐曲更丰富。中国传统戏曲、曲艺音乐中常采用板腔体，也被创造性地运用到了交响乐的创作中。例如：《摘石榴》用坠胡模仿女声，唢呐模仿男声，重现民歌中常见的“一问一答”经典对答呼应式。五声调式一直得到作曲家在创作中国特色音乐作品时的偏爱，安徽特色交响乐作品中许多均采用了五声音阶的音调，结合地方音乐元素的显性特征，起到形象又不具象的艺术效果。例如：《安徽民歌组曲》中的《凤阳花鼓》直接采用五声音调G宫调式，《小石桥》作曲家用清新自然的律动和五声性的和声走向配合原曲唯美的旋律。（三）配器音响上的民族化烙印在安徽交响乐作品中，作曲家常以西洋乐器模拟民族乐器音色或民歌人声，并巧妙引入民族乐器来表达中国传统音乐、戏曲的轮廓，突显民族化特征。1.民族乐器的运用平添地方特色作曲家在乐队编配时直接加入特色民族乐器，例如：《花鼓灯快速波尔卡》以西洋铜管乐器组和中国传统乐器唢呐合奏出原花鼓灯的民歌旋律曲调，同时采用锣鼓、小鼓、铙钹等民族打击乐器表现出热闹喜庆的气氛；《摘石榴》运用民族乐器唢呐、坠胡欢快明畅的曲调，使得音乐形象更加生动活泼；《黄山·黄梅》开场即用管钟、钢片琴描绘黄山变幻莫测的云海，用定音鼓展现出高大巍峨的黄山形象，以恍如中国书法中的布白达到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艺术境界；《安徽民歌组曲》中作曲家为了突显《摇篮曲》的意境，用中西弓弦乐器二胡、小提琴混搭的方式，渲染东方韵味。2.西洋乐器对民乐语言的模仿音腔是汉民族传统音乐音体系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在安徽特色交响乐作品中，作曲家以西洋弓弦乐器模拟中国传统弓弦乐器中揉弦、滑音、即兴“指花”等演奏技法，使其有了“以腔传情”的民族音乐韵味。例如：《黄山·黄梅》直接运用小提琴、木管组模仿黄梅戏唱腔《夫妻双双把家还》《春香传》《农夫歌》；《花鼓灯快速波尔卡》以木管组与弦乐组的装饰音表现花鼓灯音乐动感强烈、节奏紧促的特点；《安徽民歌组曲》中的《凤阳花鼓》先由中国大鼓、小堂鼓和铙钹等民族打击乐器演奏出凤阳花鼓声，随后西洋弦乐组用急速的快板奏出主题，迅速融入其中。木管组和铜管组模仿唢呐、竹笛，弦乐组模仿二胡、琵琶、阮等，洋为中用，于细节处传达“腔”带来的音乐体验。三、结语安徽特色交响乐作品将地方民歌、戏曲巧妙改编，在借用民族传统音乐旋律的基础上，从曲式结构、和声风格、配器音响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创造性编写，让西方交响乐顺利着陆的同时，也让民间音乐焕发新的生机［4］。此类交响乐作品将西方交响乐技法与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共融共通，中国民族乐器适当加入，西洋乐器对于节奏的弹性处理、音腔的模仿，也为作品的民族韵味增色不少。作品从主题到配器，从演奏技法到音响效果，无不带有强烈的“民族符号”。作品的成功为作曲家利用民族音乐元素创造性地运用艺术手法提供了借鉴，通过创新激活传统民族音乐的艺术价值，探寻当代中国交响乐创作路径。这样的创作不是生拉硬拽的照搬，而是需要符合音乐逻辑的曲式结构，展现西洋音乐与中国传统民间小调、戏曲等音乐元素变化关系的调式调性，形成足以表现地方特色、民族特征的配器编排，丰富的织体形态，以及符合不同文化背景听众审美习惯的音乐表达方式。要让对地方民间音乐耳熟能详的听众接受此类交响乐作品，需要进一步突破地域的限制，增强此类作品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参考文献［1］黄宗权.传统“悲美”的现代吟唱［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6（1）：31.［2］鲁菲.以克莱斯勒《中国花鼓》论中西方小提琴音乐的融合［J］.兰州大学学报，2012（3）：41.［3］程炳杰.徽风皖韵 黄山黄梅——姚盛昌的交响曲《黄山·黄梅》评析［J］.人民音乐，2010（7）：18.［4］杨正君.从《炎黄风情》看民间音乐艺术化创作模式的成功之道［J］.中国音乐，2017（1）：177.

文章来源：《安徽农学通报》 网址: http://www.ahnxtbzz.cn/qikandaodu/2021/0211/4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