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革命中共党支部改革的内在机制探析以安徽(7)

来源:安徽农学通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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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中央曾指示:“必须努力改造党的基础,切实整顿支部工作。”[5,p135]安徽省临委也明确要求:“每个同志应努力随时在各种群众组织及工厂乡村中去

中共中央曾指示:“必须努力改造党的基础,切实整顿支部工作。”[5,p135]安徽省临委也明确要求:“每个同志应努力随时在各种群众组织及工厂乡村中去找寻对象,经过相当的观察,确认为忠实有阶级觉悟及明了主义者即介绍予支部。”[4,p158]因此,安徽各地党组织积极改造党支部的阶级基础。例如,安庆中心县委要求在电灯厂工人、汽车工人、码头工人、市政工人、印刷工人、店员、手工业工人和苦力中发展党员,“改良旧的基础和发展新的组织,旧的改造新的发展,要同时并进,……选派同志打入各业工人群众中,以职业去接近工人群众,在群众中扩大党的政治影响,鼓动群众日常斗争,由小的斗争到大的斗争,由斗争中建立党的健全的工人支部和赤色工会”。在农村,党的基础应建立在雇农、佃农、贫农和手工业工人身上。安庆工作计划是组织发展“以工农分子占百分之七十,兵士占百分之二十,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为原则”,在省会及乡镇的中心区域中建立模范支部[5,p135]。

经过改造,安徽党支部的党员成分得到较大改善,阶级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无产阶级化。据统计,截至1931年3月,芜湖24名党员中“成分工人五个、农民四个、店员三个、学生七个、其他五个”,宣城“有七十多个同志,工农学生各半”,南陵“有七十多个同志,十分之九是工人。繁昌有三十多个同志,工农学各占三分之一。无为有四十多个同志,工农只占三分之一。广德有一百二十个同志,工农占三分之二。郎溪有三十多个同志,只有四五个学生,余都是工农。巢县、含山共二三十个同志,工农学各三分之一。铜陵有十几个同志,三分之二是工农”。贵池“有三十几个同志,工农和学生各半。庐江有三十多个同志,农民占三分之二。……旧桐有六十多个同志,工农占三分之二。潜山是去年五月就有一百五六十个同志,工农占三分之二。太湖、望江有二十几个同志,全属工农”。合肥的53名党员中“工农学各占三分之一”,“舒城有四十几个同志,工农学生各半。六安有百多同志,工农学各半”。纯粹工人的支部有芜湖,南陵、湾浊三处,“共十四五个”[4,p303-305]。阜阳等皖北9县“共有三千党员”,“党员成份比以前好多了”[8,p273]。

2. 执行组织纪律,惩处违纪党员

“当此严重时期,凡我们同志均须特别努力工作,有畏缩不前者,无论负责同志或普通同志一律排出党外。”[4,p199]例如,安庆党组织的“旧有支部及大多摇动同志,目前表现出怠工、畏缩不前、躲避白色恐怖等右倾倾向,要坚决的肃清”[4,p151]。芜湖的周俊口原任河南区委,反对党的组织和决议,并且组织小团体,议决开除。张统望、戴松林参加小团体的组织,留党察看一月[4,p184]。1930年5月,阜阳中心县委报告称:“凤台党的组织有一区一支(特支)百人之谱,过去两月前统计,该县党员百余人,近因有些同志观点错误,或没有工作决心的已逐出党外”,所以目前各支部已有“相当发展”[4,p333]。

然而,安徽党支部的自我净化未能彻底解决。因为当时党内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关门主义”思想和做法,一些支部的党员成分未能得到改善,知识分子与工农分子比例失衡现象仍然存在。1931年3月,安徽省委的发展组织决议案明确指出: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是对工农关门的,因此广大的劳苦工农,不得其门而入”。由于当时推行“立三路线”,对党支部建设产生“阻碍和摧残”,安徽党支部“没实际的群众工作”,“加上命令主义家长制度,官僚式的惩办等,往往使一般同志离开组织”。“没有注意成分的重要,对于党员的成分,没有确实的统计,因之重点发展,也不是工人和雇农。”[4,p297-298]“关门主义”使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以致党员成分仍未完全实现无产阶级化。1931年,安徽省委仍认为:“党是松懈的,关门主义特别浓厚。”[8,p258]安徽党组织“没有注意成分的重要”,“重点发展,也不是工人和雇农”,“狭隘的工作路线和富农路线的障碍,一般同志除空喊暴动以外,很少做群众工作,只秘密的介绍同志,这种发展的方式,即使发展了一些同志,也很易失去,加上富农路线,阻止着雇农、贫农大批吸收到党内”[4,p297-298]。

同时,党支部内部还存在政治观念分歧、党员政治意识淡薄等问题。在安庆党组织中,“没有群众基础,一般党员多数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个个都不肯打入群众中担负工作,从前有几个工农同志,不去训练他们,因他们幼稚的表现,便把他们开除了,这是违反了组织上正确路线”[5,p134]。1931年,阜阳等皖北9县“有无产阶级基础的,还非常的薄弱,工农干部非常之少,如阜阳县委对于引进工农干部还发生疑问与怠工的表现,是非常严重的问题”[8,p273]。因此,安徽省委认为“党是松懈的,无产阶级基础特别薄弱”,甚至出现“寿县、合肥、霍邱还有地主阶级的同志”,原因就在于“吸收分子过于慎重,对于上级通告不甚讨论,而是无条件的执行,就是执行到什么程度都不管”[8,p258]。

文章来源:《安徽农学通报》 网址: http://www.ahnxtbzz.cn/qikandaodu/2021/0226/5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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