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音乐文化的古今嬗变(2)

3.安徽的民间乐器与器乐。安徽在春秋时属吴、楚等国，历史上出土的这一时期的文物中古乐器有霍邱县的陶埙2件，在寿县蔡侯墓出土的甬钟12个、编镈8个、编钟8个。这些古老乐器的传播直接影响了安徽乐器和器乐传统的延伸和发展。安徽民间的乐器远可以追溯到殷代时期，《书经》和《禹贡》均有“泗滨浮磬”的记载。宋代诗人方炎在诗中写有“灵璧一石天下奇，声如铜色碧玉”的赞语。北宋苏轼专程到灵璧采取奇石收藏；宋徽宗还在大衍库收集了灵璧石。凤阳花鼓中的“双条鼓”，花鼓灯中的“花鼓”、“八狗子”(特制小镗子)，淮北花鼓戏中的“花鼓”等乐器的材料、大小、声音和表演与其他省份不同，比如淮北的方笙和双簧，这些均属安徽特有的打击乐器。

安徽器乐有各种音乐，如打击乐器、吹打乐器、弹拨乐器等不同的种类。富影响力的音乐有以锣和鼓为代表的打击乐“蛤蟆跳井”，以淮北吹奏音乐为代表的“百鸟朝凤”等。在吹奏音乐中，有很多用于民俗和仪式的特殊用途或者场所，比如在老人的葬礼和一半喜悦一半忧伤的葬礼上，鼓手常常演奏当地的流行戏曲，用来渲染演出的热烈气氛，名曰“卡戏”。在庙会“对棚”中，则表演当时最为流行的《凡字调》，每次提供最牛的技巧，为了比对方更好，赢得观(听)众的掌声。

二、近代安徽音乐的变化

(一)班、社组织的大量涌现

安徽音乐文化在近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非常被动的。《南京条约》签署后不久，西方国家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沿海港口和便利的交通区域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传教基地，很快就开始渗入中国内地，大量外国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涌入安徽。他们不仅开展教会活动，发展普通公众的宗教活动，还积极参与教育、健康、慈善、救济等社会事业。许多学校、医院、诊所、托儿所、孤儿院、难民收容所、教堂、工厂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在安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在这个时期，西方文化开始渗透到安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安徽出现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陈独秀和胡适。他们倡导新文化运动，使得安徽的音乐文化生活在内因外原的情况下，整体迸发，从而发生了深刻变化。

京剧在晚清逐渐进入安徽，成为当时京剧活动的重要基地。同时，在民国初期，戏剧进入安徽省。在皖南、皖东等新四军基地，戏剧演绎活动十分活跃。在此期间，安徽的地方戏曲、民歌和民间艺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个时期，当地戏曲从业余或半专业演变为固定班级和社会组织，从农村草台演唱到城市舞台。1928年，泗州戏开始进入蚌埠的舞台。黄梅戏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进人安徽省省会安庆，20世纪30年代还曾进入上海演出。安徽戏剧的范围变得更广泛，影响力也在加深。明代以前安徽早已有戏曲班社的演出活动。从乾隆到道光的四个级别的庆生、彩庆、同庆、阳春被称赞为“京外四大徽班”而闻名于世。清末至民国，也岀现了庐剧班社、皖南花鼓戏职业班社、黄梅戏职业班社、泗州戏班社组织、准北梆子剧社等演出团体，促进了安徽戏曲的发展。

(二)抗日戏剧作品的蓬勃发展

民国时期，虽然安徽的地方戏曲进一步发展，但被歧视的情况并没有改变。演艺组织不强，艺术家的生活不稳定，舞台艺术积累不丰富，演唱技巧进步不快。相反，在革命根据地，民间歌剧的生存环境完全不同，抗日戏剧作品可以说是得到了蓬勃发展。如《红军小辞店》《送夫参军》《保家乡》《从军记》《二流子转变》《亲自动手》《父女相会》《生产互助》等戏剧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建立了各种文艺团体，如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新四军四师拂晓剧团、七师大冮剧团、苏皖边区行署淮海剧团等。此外，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爱国艺术家和抗日民主人士也排练了戏剧剧目，激发了民族情感，提升了抗日的士气。

(三)抗日歌咏作品与私人娱乐场所的发展

在抗日战争期间，安徽歌咏运动也非常活跃。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安徽人民总动员会于三月在六安开始，共产党员周新民等人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参与了领导。在皖南区域，许多优秀的、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聚集在这里，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战争歌曲。其中一位重要的代表是来自皖籍的音乐家张毅(1909-1938)，他的大多数歌曲都表现出反侵略和反压迫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如《保卫国土》《卢沟问答》《丈夫去当兵》《壮士上前线》《日落西山》《赶豺狼》《洪波曲》等等。

文章来源：《安徽农学通报》 网址: http://www.ahnxtbzz.cn/qikandaodu/2020/1113/4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