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音乐文化的古今嬗变(4)

此时，音乐不仅是用于欣赏娱乐的，并且是商人体现自身修养的重要手段，也是流行于商人与士族之间沟通交流的社交手段。此时的徽音乐文化代表了这一时期安徽音乐文化的杰出成果及发展方向，影响了当时音乐文化发展的潮流。溯其根源，徽剧中所体现的朴实无华、浓郁的乡土气息以及古老的安徽文化无不展示着徽音乐文化的精髓，也展示了徽文化的思想观念在艺术形式上所留下的烙印。总而言之，在同一历史时期之下，徽音乐文化所反映的内容体现了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亦有与安徽民歌共同的涉猎范围，徽音乐文化是安徽音乐文化的缩影之一。作为安徽音乐文化的一部分，它在当地文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 王安潮.安徽音乐史导论[J].皖西学院学报,2010,26(4):87-93.

[2] 王安潮.安徽出土的先秦乐器研究[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3(1):151-156.

[3] 荣蓉.安徽民歌的审美特征与文化传承[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13(5):64-66.

[4] 田莉.近百年来中国曲艺之研究[J].民族艺术研究,2003(5):12-20.

[5] 孙辰.安徽淮河流域传统音乐的文化基因[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8,35(8):99-100.

[6] 赵敏.安徽淮河流域传统音乐的文化基因[J].江淮论坛,2016(3):176-180.

一、古代安徽音乐文化的发展(一)安徽音乐文化历史悠久安徽位于华东腹地，东接江苏，南接浙江、江西，西接湖北、河南，北接江苏、山东。长江和淮河流经整个地区，将整个省份划分为皖北、皖中和皖南三个自然区。同时，安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1980年在和县龙潭洞发现的猿人洞穴和头骨，属于30～4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证明这里就是原始人类的遗址。安徽历史上疆域的归属极不稳定。春秋时期，属于吴、楚，后来又扩大到了鲁、宋，还有现在的安徽与河南等省的交界地带，比如陈、蔡、宋等地区。安徽的历史也是兵炙战乱的历史。自吴楚纷争，迄三国、六朝、南唐、宋、元，两千多年以来，战争不息。因战争的原因和历代统治者的多次移民，这个地区的人口成分非常复杂。同时，由于历史的变迁，战乱频繁，人口复杂，形成了安徽音乐和民间舞蹈多样性的特点。根据古代书籍的记载，西周时期淮河两岸人民的音乐和舞蹈活动非常活跃，这在《诗经》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周公改编淮夷地区的舞蹈，称为“南”。后来，在秦汉时期，楚歌楚舞在安徽盛行。当霸王项羽被困，听了“楚歌”而感慨万千，项羽本人也在虞姬的陪伴下演唱了“力拔山兮气盖世”，成为历史上的绝唱[1-2]。(二)古代安徽音乐文化的代表1.反映现实生活的安徽民歌。《史记》记载了关于淮南历王刘长的民歌。汉文帝六年，淮南历王谋反，文帝与历王系亲兄弟，不忍杀他，将其流放，历王在路上绝食而死，此歌就是针对这一历史现实有所发挥，也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内部矛盾。汉乐府中的《孔雀飞东南》描述了建安时期反对封建伦理的焦仲卿及其妻子刘兰芝的故事。整个乐府中有350多个句子，是中国古代罕见的长篇叙事民歌。这首悲惨的民歌，情节动人，语言简洁，形象清晰，体现了他们赞美自己真挚的爱情和反叛的精神。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晚年生活在安徽江南，与安徽有着不解之缘。如《秋浦歌》，原诗共十七首，第十四首诗中反映了在冶炼作坊里，工匠们边唱民歌边劳动，让这首歌在寒冷的河面上回荡的情景；而《赠汪伦》则是一首反映江南人民曲调的诗，现在泾县境内，还保存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山崖石刻，石刻上有汪伦和乡亲们送别李白的《踏歌图》，该图以生动的画面和优美的诗句，表现了这一动人的情景[3]。此外，明代著名作家兼剧作家冯梦龙非常重视民间文学，并记录了许多民歌。2.安徽曲艺。安徽曲艺文化可谓源远流长。汉末时期，建安年间，《孔雀东南飞》诞生于庐江。这是一首有350多个句子，1 700多个词的古代著名诗歌，是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内容描述了庐江小吏焦仲卿和他的妻子刘兰芝受到封建伦理的压迫，以至于两人死亡的悲剧故事，可被视为曲艺的形式。在南北朝时期，梁昭明太子编著的《昭明选集》中有说唱的内容。北宋都城毗邻淮北，南宋临安临近皖南。这两个地方都有很多游乐场所，其中的表演包括民间艺术，如歌舞、说唱、杂耍、傀儡等各种艺术，还有展示各种传奇故事的杂剧。从全国各个地方聚集而来的人们，在城市和乡村进行表演，提供精彩的艺术演出，他们当时被称为“路伎人”。这些人的足迹遍布江淮两岸，是安徽的曲艺艺人。元代随着北曲的南下，安徽境内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演唱者，如“知音善歌者”，“杨景辉，凤阳人”。还有元杂居艺伶“赵编惜”、“驰名淮浙”的天锡秀、“得名淮浙间的”赵真真等等。安徽曲艺音乐的形成大约在明清时期。根据明沈德符的说法，“嘉、乾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绞丝》”等众多的民间音乐。从淮河到长江以南，它演变成为了和词曲有很多不同之处，但却有独有的区域音乐气质。在当时那个年代，老人和年轻人都学习，每个人都喜欢听它，直到出版发行成册，最后才流传下来，成为了安徽曲艺音乐的一部分。安徽的曲艺音乐从根本上被当地的历史、文化、语言和民俗等等改变着、进化着。同时，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邻近省份甚至一些偏远省份或地区的影响。根据语言和地域划分，安徽的艺术音乐大致可分为三大颜色区域：淮北、江淮之间和皖南。同一地区的音乐，使用大致相同或相似的音乐语言；不同的文艺音乐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演变过程。因此，由于三个不同的来源，区域的音乐之间是有着一定的差异的[4]。3.安徽的民间乐器与器乐。安徽在春秋时属吴、楚等国，历史上出土的这一时期的文物中古乐器有霍邱县的陶埙2件，在寿县蔡侯墓出土的甬钟12个、编镈8个、编钟8个。这些古老乐器的传播直接影响了安徽乐器和器乐传统的延伸和发展。安徽民间的乐器远可以追溯到殷代时期，《书经》和《禹贡》均有“泗滨浮磬”的记载。宋代诗人方炎在诗中写有“灵璧一石天下奇，声如铜色碧玉”的赞语。北宋苏轼专程到灵璧采取奇石收藏；宋徽宗还在大衍库收集了灵璧石。凤阳花鼓中的“双条鼓”，花鼓灯中的“花鼓”、“八狗子”(特制小镗子)，淮北花鼓戏中的“花鼓”等乐器的材料、大小、声音和表演与其他省份不同，比如淮北的方笙和双簧，这些均属安徽特有的打击乐器。安徽器乐有各种音乐，如打击乐器、吹打乐器、弹拨乐器等不同的种类。富影响力的音乐有以锣和鼓为代表的打击乐“蛤蟆跳井”，以淮北吹奏音乐为代表的“百鸟朝凤”等。在吹奏音乐中，有很多用于民俗和仪式的特殊用途或者场所，比如在老人的葬礼和一半喜悦一半忧伤的葬礼上，鼓手常常演奏当地的流行戏曲，用来渲染演出的热烈气氛，名曰“卡戏”。在庙会“对棚”中，则表演当时最为流行的《凡字调》，每次提供最牛的技巧，为了比对方更好，赢得观(听)众的掌声。二、近代安徽音乐的变化(一)班、社组织的大量涌现安徽音乐文化在近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非常被动的。《南京条约》签署后不久，西方国家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沿海港口和便利的交通区域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传教基地，很快就开始渗入中国内地，大量外国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涌入安徽。他们不仅开展教会活动，发展普通公众的宗教活动，还积极参与教育、健康、慈善、救济等社会事业。许多学校、医院、诊所、托儿所、孤儿院、难民收容所、教堂、工厂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在安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在这个时期，西方文化开始渗透到安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安徽出现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陈独秀和胡适。他们倡导新文化运动，使得安徽的音乐文化生活在内因外原的情况下，整体迸发，从而发生了深刻变化。京剧在晚清逐渐进入安徽，成为当时京剧活动的重要基地。同时，在民国初期，戏剧进入安徽省。在皖南、皖东等新四军基地，戏剧演绎活动十分活跃。在此期间，安徽的地方戏曲、民歌和民间艺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个时期，当地戏曲从业余或半专业演变为固定班级和社会组织，从农村草台演唱到城市舞台。1928年，泗州戏开始进入蚌埠的舞台。黄梅戏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进人安徽省省会安庆，20世纪30年代还曾进入上海演出。安徽戏剧的范围变得更广泛，影响力也在加深。明代以前安徽早已有戏曲班社的演出活动。从乾隆到道光的四个级别的庆生、彩庆、同庆、阳春被称赞为“京外四大徽班”而闻名于世。清末至民国，也岀现了庐剧班社、皖南花鼓戏职业班社、黄梅戏职业班社、泗州戏班社组织、准北梆子剧社等演出团体，促进了安徽戏曲的发展。(二)抗日戏剧作品的蓬勃发展民国时期，虽然安徽的地方戏曲进一步发展，但被歧视的情况并没有改变。演艺组织不强，艺术家的生活不稳定，舞台艺术积累不丰富，演唱技巧进步不快。相反，在革命根据地，民间歌剧的生存环境完全不同，抗日戏剧作品可以说是得到了蓬勃发展。如《红军小辞店》《送夫参军》《保家乡》《从军记》《二流子转变》《亲自动手》《父女相会》《生产互助》等戏剧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建立了各种文艺团体，如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新四军四师拂晓剧团、七师大冮剧团、苏皖边区行署淮海剧团等。此外，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爱国艺术家和抗日民主人士也排练了戏剧剧目，激发了民族情感，提升了抗日的士气。(三)抗日歌咏作品与私人娱乐场所的发展在抗日战争期间，安徽歌咏运动也非常活跃。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安徽人民总动员会于三月在六安开始，共产党员周新民等人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参与了领导。在皖南区域，许多优秀的、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聚集在这里，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战争歌曲。其中一位重要的代表是来自皖籍的音乐家张毅(1909-1938)，他的大多数歌曲都表现出反侵略和反压迫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如《保卫国土》《卢沟问答》《丈夫去当兵》《壮士上前线》《日落西山》《赶豺狼》《洪波曲》等等。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后，校园舞蹈《渔光曲》和《小小画家》在少数几个城镇的小学和中学都很受欢迎。这个曲目通常由学生在学校的聚会上表演、唱歌和跳舞。在民国时期，安徽开始有一些公共娱乐场所出现，比如在合肥、芜湖、安庆等城市有几家私人剧院和电影院。其他城市和一些县只有一些临时剧院和娱乐场所，如茶社和故事社等。这些地方大多由军阀政治家统治，他们霸占了这些娱乐场所。安庆市的亚星剧场、黄梅戏院、民众电影院等大多是帮派成员在进行“管理”。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安徽音乐文化(一)传统民歌作品的新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徽人民为了歌颂人民的好领袖，演唱了新的民歌，如《幸福歌》《远景小唱》《四季颂淮北》等。在这个时期，各地的民歌主要是在本地唱，也有少数为了迎接县、市、省或全国各种文艺会演，又进行了进一步加工提炼，得到了观众和专家的认可，成为了有影响力的优秀民歌。1954年，当涂的《打麦歌》和宿县的《大鼓镲》参加了全国演出，一直到1959年，这是安徽民歌被唱和创作的最活跃的历史时期。从基层到省会，各个层面都出现了自己的民歌歌手，如肥东的尹光兰和贵池的姜秀珍。1979年至1980年，《中国民歌集成安徽卷》撰写启动，开展了省级民歌普查、收藏、记谱、民歌演唱等活动；1981年，录制了100首安徽民歌，并将安徽民歌的录制、整理、演唱和保存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后来安徽民歌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二)舞蹈事业的现代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徽的舞蹈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舞蹈事业遵循党的文艺原则和政策，进行了一定的重新创作。这些方针和政策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舞蹈必须符合安徽区域自己的特点。同时，党和政府重点关注人才培养和作品创作两个基本框架，同时形成了大众业余舞蹈活动和专业舞蹈事业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的大好局面。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北方老区的干部向南走，将北方的鼓和秧歌带入安徽。它迅速传遍全省，有效地推动了群众舞蹈活动和专业舞蹈表演。1956年，安徽歌剧团成立，蚌埠市和淮南市文化艺术团成立；1958年，安徽艺术学院舞蹈系成立。专业舞蹈队的形成奠定了该省舞蹈业的主导地位，除了进行专业的舞蹈表演、创作和教育之外，舞蹈部门还为大规模的业余舞蹈活动提供专业性的咨询。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各个城市建立了文化劳工团体，重视表达革命的激情和舞蹈艺术的革命和教育作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性、多样性、艺术性和舞蹈艺术突出的创新趋势成为舞蹈创作的主流，舞蹈的创作呈现出一个非常繁荣的景象。1983年以后，民间舞蹈活动再次活跃起来，为了促进舞蹈编舞的创作和质量的提高，安徽省艺术研究所开设了一个舞蹈编舞基地，并聘请了一位著名的国内编舞家来做辅导。(三)徽文化的意义与作用安徽地域文化研究主要涉及地域文化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地区文化的内部结构、形态特征和相互关系，以及该区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徽文化作为安徽音乐文化中最具代表性、最具表现力的部分，在安徽文化的传播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徽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坚实土壤之中，以安徽本土为中心地区产生，并通过安徽商帮和安徽士人不断向外扩张、流传，伸展于中华大地的区域性历史文化，尤以苏州、常州、杭州等江南地区、淮扬地区为主。在徽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徽商是最主要的推进动力，而徽音乐文化作为徽商的一种重要的社交或商业手段，它在促进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徽音乐文化中的徽剧艺术，作为经典的音乐文化，其不仅产生流行于“小安徽”地区，并且随着徽商巨贾的脚步走出了世外桃源般的安徽，融入音乐文化交流更为频繁的经济商业中心地带。以扬州为例，徽剧在扬州的发展起源于徽商对家乡戏曲的热爱，随着蓄养家班、聚会演出的频繁，徽剧在扬州的地位随官商的追捧而不断提高，并且这种音乐欣赏的潮流逐渐影响到了市民阶层。此时的音乐文化渗入不同阶层，徽音乐文化的发展将安徽音乐的因素传播入其他区域，并且逐渐与其它区域的音乐进行了有益的融合[5-6]。此时，音乐不仅是用于欣赏娱乐的，并且是商人体现自身修养的重要手段，也是流行于商人与士族之间沟通交流的社交手段。此时的徽音乐文化代表了这一时期安徽音乐文化的杰出成果及发展方向，影响了当时音乐文化发展的潮流。溯其根源，徽剧中所体现的朴实无华、浓郁的乡土气息以及古老的安徽文化无不展示着徽音乐文化的精髓，也展示了徽文化的思想观念在艺术形式上所留下的烙印。总而言之，在同一历史时期之下，徽音乐文化所反映的内容体现了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亦有与安徽民歌共同的涉猎范围，徽音乐文化是安徽音乐文化的缩影之一。作为安徽音乐文化的一部分，它在当地文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参考文献：[1] 王安潮.安徽音乐史导论[J].皖西学院学报,2010,26(4):87-93.[2] 王安潮.安徽出土的先秦乐器研究[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3(1):151-156.[3] 荣蓉.安徽民歌的审美特征与文化传承[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13(5):64-66.[4] 田莉.近百年来中国曲艺之研究[J].民族艺术研究,2003(5):12-20.[5] 孙辰.安徽淮河流域传统音乐的文化基因[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8,35(8):99-100.[6] 赵敏.安徽淮河流域传统音乐的文化基因[J].江淮论坛,2016(3):176-180.

文章来源：《安徽农学通报》 网址: http://www.ahnxtbzz.cn/qikandaodu/2020/1113/4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