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而不士到农有农士农业人才观念的转变和近(2)

针对君子范式中的士农差异，也有少数有识之士加以反驳和辩论。春秋战国时期，荀子曾直言君子贤人并非“遍能人之所能”，“视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8］(P122)。受荀子言论的影响，引发了后世知识分子围绕君子如何“治生”话题的讨论，许多儒家士人试图在君子范式中增加务农本领。元代大儒许衡认为“士君子当以务农为生……若以教学作官规划生计，恐非古人之意也”［9］(P71)；张履祥直言“治生以稼穑为先，舍稼穑无可为治生者”［3］(P994)， 他甚至进一步将农与士的地位应一视同仁，“肄诗书，不可不令知稼穑之事；虽秉耒耜，不可不令知诗书之义”［3］(P1352-1353)。尽管这些客观言论曾出现在思想史上，但是正如徐光启所慨叹的那样，“士不言农学，民不专农业，弊也久矣”［10］(P8)。

由于中国古代未能构建起专业的农业人才培养体系，到近代以后，成为农业危机愈发深重的诱因之一。20世纪初，时人评论说：“这四千年里边，农业亏损失败的地方很多……那愚农苦守旧法，不知道推陈出新，害虫满地为灾，作物全成光秆，病害每年传染，植物都作小形，不讲求预防救治驱除扑灭，他反说命该如此，人难胜天。”［11］传统士人不屑于钻研和传授农业知识，一般农民只是依靠经验累积和农谚传袭埋头耕作，常年积累下去，到晚清之际我国的农业技术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以农为本的中国在近代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中明显败下阵来。

由此视之，尽管“历代帝王，以历史相承之故，知天下之大利归于农，亦不能不勉为敷衍”，但是，“独惜无科学的研究……国家亦无农业教育之机关以励其前”［12］。传统士人在“君子不事农事”观念的支配下，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在古代社会的漫长发展中，无论是官方教育还是私人授学，并没有专门的农业人才群体和农业人才培养体系。

二、农科的独立和农才观的近代转变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西差距的加大和西学知识的涌入，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中国传统农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长久以来对农业人才的忽视。农业人才群体的形成，需要有专门的农业教育；而农业教育兴起的关键，是要构建起独立完善的现代农科学术体系。近代农科独立和农才观念的转变，成为农业教育兴起的重要前提。

近代国人在开眼看世界之初，并没有十分关注和学习西方的农业技术。洋务运动兴起之后，在兴办实业的时代浪潮中，鲜有留心农业者。康有为称时人皆知言矿，而不晓得农业为“地面之矿”；张之洞亦感叹“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13］(P1436)。在兴办实业过程中，面对农业被忽视和差别对待，清末民初著名实业家张謇，在奏书中大发感慨，“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本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14］(P27)。由此可见，尽管中国具有传统的重农思想，但是大部分国人并没有在学习西方之初就认识到自身在农业发展方面与西方的差距。由于在学习西方现代农业上的怠忽，使得清朝疏于学习西方农事，以致农政不良，农产更难与西国相媲美。

随着政治危机和乡村社会危机愈发严重，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和反省传统农学。梁启超直言：“秦汉以后，学术日趋无用……学者不农，农者不学，而农学之统，遂数千年绝于天下，重可慨矣。”［15］(P131)有鉴于此，开明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农业和构建现代农学的方法。在探寻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发现中国古代虽有农家学派和农业技术传承，但是未能使传统农学 “臻乎学之一境”，“只可谓具农学之体段”［16］。随着先进士人对西方的的认识更加深入，听闻“如用欧洲农学法治之，每县可岁增七十五万两”［17］等语，他们逐渐体会到中西农业和农学发展上的差距，也认识到早期仅靠学习西方工业或军事等器物，无法解决农民生计和粮食低产的社会问题。因此，学习西方先进的农业，构建起独立的农学体系，实属必要。

近代农业学术体系的成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从知识要素的零散分布，逐渐整合成了一个独立的农学体系。在近代学习西方的早期阶段，与农业相关的新学知识，曾交织于“格致”和“艺学”等传统名词的近代意涵中。格物、致知、艺学等词本是传统中学概念，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中国的文人学士和基督教传教士合作将科学译成中文（格致）”［18］(P392)。由此一来，“格致”一词较早的伸展出近代科学的意涵。近代格致学就成为早期西学的代表，蕴含了广博的西方学科内容，被开明士人所崇尚。自西学入华很长一段时间里，现代农业知识分散在格致、艺学等学术门类里，具体见于化学、动物学、植物学、机器、制造等学科，但是农学并没有真正成为独立类别。

文章来源：《安徽农学通报》 网址: http://www.ahnxtbzz.cn/qikandaodu/2021/0302/5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