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而不士到农有农士农业人才观念的转变和近(3)

以西译书籍为例，农学知识在西学传入的早期只是零散分布，而作为专门书类的农业译书相对不多。如在1886年出版的《格致启蒙》中，涉及天文、物理、地理、动物学等23个学科，“这些领域从形式上构成了科学的范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学科划分的开端”［18］(P410-416)，然而却没有独立的农业学科；又如，根据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西书事略》一书中的记述，江南制造总局在最初十多年里所翻译的书籍，主要以算学测量、水陆兵法、天文行船、化学等为主，并没有直接涉及农业的书籍。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西方农学知识大范围涌入，学科意义的农业才得以真正被重视和关注，农学作为独立学科真正构建起来。不妨仍以西译书籍做体察和对比。1897年，沈桐生在《〈东西学书提要总叙〉自叙》的书目分类中，明确提出了“农学”一类，收录标准为“青黎黄壤，禹贡辨土地之宜，艺稷条桑，豳风详种植之制。读官礼所载，园廛漆林，均巡方而布算；览亚圣所陈，材木鱼鳖，皆纤悉而缕详。今则辨种储肥，古法参用土化；耘田汲水，新器可代人工。续致富之奇书，洵齐民之要术”［19］(P275)。20世纪以后， 农学作为专门类别，在西译书籍中更为频繁的出现。1901年版的《续富强丛书》中，在原有《西学富强丛书》基础上增录“农学”类；1902年出版的《新学备纂》也将农学单独列出；同年出版的《增版东西学书录》卷二“农政第六”，分农务、蚕务、树艺、农家杂制，收录农家译书约百种；1903年，梁启超基于《新民丛报》编辑而成的《新学大丛书》专列农学8卷。以西方译书为代表，现代农学体系基本成型。

随着现代农业学科体系的构建，农业人才及其培养的问题逐渐被学人关注，传统的农才观念发生了转变。一些学人意识到，中国落后的农业技术水平与士人群体中缺乏“农士”相关。梁启超认为正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农而不士”，故有“美国每年农产值银三千一百兆两，俄国值二千二百兆两，法国值一千八百兆两，而中国只值三百兆两”［15］(P15-16)。也就是说，当近代国人放眼世界，才发现西洋和日本等诸强国，不仅有完善的农业学术体系，而且配备有专业和完善的农业教育。因此，农而无士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长期以来忽视农学，缺乏培养农业人才的专门教育体系。正如时人所言：“国势式微，如饿倒穷汉奄奄一息，坐以待毙者，其原因虽复杂，而为原因中之原因者，则莫如无农业教育。”［12］

三、农有农士：近代农科教育的正式兴起

农业学科的独立和农才观念的转变，为近代农业教育的兴起奠定了学术和思想基础。“农业上的志士，不管知识不完全人的诽谤，也不怕世俗的阻力，奋臂而起，一心要想借着农学的一点知识，把农业的教育普被全国”［11］。在此时代氛围中，清廷臣僚士子为了将现代农学新知转化成农业效益，开始敦请中央设立农业教育机关，育植专门的农业人才。

近代农业专门人才的育植，诞生于清末实业学堂中，农科教育在清末实业教育风潮中逐渐成型。创办农业学堂，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曲折发展过程。在早期的新式学堂中很少添设农科课程，农业教育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如1876年成立的上海格致书院，只设矿物、电学、测绘、工程、汽机、制造6科；大约同期的湖北自强学堂、天津中西学堂等等，均不涉农业课程。随着现代农学体系的逐渐完善和农业人才的重要性逐渐加强，主事者们普遍有感于“泰西之富，不在治炮械军兵，而在务士农工商。农工商之业，皆有专书千百种，自小学读本，幼学阶梯，高等学校皆分科致教之”［20］(P269)。张之洞在其名作《劝学篇》中，更是明确呼吁“宜设农务学堂”。1898年清廷依康有为之请下谕“各省府州县设立农务学堂”，与此同时，江宁农务学堂、湖北农务学堂等地方农业学堂纷纷建立起来。

在20世纪初清廷的教育改革中，农业学堂正式写入相关教育章程中。1902年，清廷公布的壬寅学制中，在高等学堂章程中列入农科学堂。1904年，癸卯学制等教育章程公布后，规定在实业学堂中专设农业学堂，同时设置农科大学堂。癸卯学制中涉及农业人才培养的情况，见下页表1所示［21］：

通过表1可以发现，1904年，我国教育系统中第一次完整形成了初等农业学堂、中等农业学堂、高等农业学堂和农科大学这一整套相对完整的农学专业培养体系。基本构建起自下而上较为完备的农业教育体系，并真正走上实施阶段。此外，还专门设置了农业教员讲习所，用以培养专业师资。

文章来源：《安徽农学通报》 网址: http://www.ahnxtbzz.cn/qikandaodu/2021/0302/5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