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翁不觉江淮远隔空犹唱黄梅韵莎士比亚研究在(2)

其次，莎士比亚剧作在艺术上一个显著的特色是，在结构上娴熟地运用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的交叉，既使戏剧场面的变化曲折有致，同时又更加全面、深刻地反映纷纭复杂的生活面貌。在悲剧中，他常穿插喜剧性场面；在喜剧中，又常穿插一些悲剧性场面。这一特色在《无事生非》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黄梅戏《无事生非》正确地体现了原作的这一精神。它一方面保留了原作中包含悲剧因素的场面，同时又给这些场面以适当的地位。用简洁的篇幅几笔一勾，既给观众留下鲜明的印象，又不至于冲淡全剧乐观向上的基调。

再次，在大的轮廓确定之后，编导者在具体的表现手法和人物刻画上则又大胆地发挥了黄梅戏歌舞性、抒情性强的特色，有选择地借鉴了黄梅戏中为中国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表现手法。例如，在第一场，娄地鳌与白立荻、李碧翠二人斗嘴时， 忽与刚露面的李海萝相遇，两人视线相接。此时改编者借鉴了传统戏曲中表现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常用手法“牵线打线”[]16，写李碧翠见状，将两人“视线”又弹又拖，而后扯断了“线”，李海萝惊醒过来，羞涩奔去。通过我国戏曲传统的夸张手法， 将一对青年情侣互相爱慕、一往情深的心理状态和李碧翠活泼可爱的性格维妙维肖地表现了出来。又如，在第六场，改编者则又大胆地借鉴了黄梅戏“三揭盖巾”的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娄地鳌中了坏人奸计后，对李海萝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7]。

最后，黄梅戏《无事生非》的改编本对莎剧原作语言的处理，采取了审慎而又不拘泥的态度。一方面对原作优秀的语言尽可能地采用或化用；另一方面又根据黄梅戏的特点, 汲取黄梅戏中我国人民生活中丰富、生动的语言，尽可能地弥补改编本所不得不割爱或不可避免地要丧失原作语言魅力的损失，并使之为我国的普通观众所喜闻乐见。

黄梅戏《无事生非》演出后受到中外学者的喜爱和好评。曹禺说：“整个戏改编得当，唱词好，唱得好，演得好”。“像是中国戏曲吸收莎士比亚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8]国际莎学主席布洛克班克看过演出之后说：“你们在舞台上的行动，是如此超凡入胜，又是那么地有血有肉，莎士比亚九泉有知，也会高兴的。”[8]1388该剧演出不仅在上海获得成功，还应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于同年9月在首都人民剧场连续演出11场(包括一个各国驻华使节专场)。9月12日进中南海演出，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欢迎。同年12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访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演出了其中的三、四两场，成为晚会的主要节目。此外，该剧曾在杭州、华北油田、安庆、合肥、南京、武汉等地公演70余场，这在黄梅戏的演出史上是不多见的。

黄梅戏《无事生非》的成功演出为中国戏曲如何改编莎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改编者最大的成功在于准确地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体现了莎士比亚这一时期喜剧创作朝气蓬勃、 乐观向上的基调。

安徽的另一大剧种是庐剧。它是在皖南大别山和淮河一带的山歌、门歌和花篮、花鼓灯等民间歌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该剧活动中心属中国古代庐州，故称“庐剧”。庐剧乡土气息很浓，花腔小戏生动活泼，既诙谐又柔媚，载歌载舞，深得广大群众喜爱。1989年安徽合肥市庐剧团公演了根据《威尼斯商人》改编的七场庐剧《奇债情缘》。该演出采用了《威尼斯商人》的主要情节，为便于中国观众接受，背景从威尼斯水城变为安徽江南小镇，威尼斯商人也变为徽州商人。该剧舞美用“茅竹”构成了江南水乡的小桥、曲廊，轻便而又清新。演员们也充分发挥了个人的创造性，整台戏的演出丰厚而精彩。该改编剧的演出受到广大观众欢迎，成为保留剧目。1989年以来演出了50多场，且场场爆满。该剧改编与演出的成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

二、莎士比亚的教学与研究

安徽在莎士比亚的教学与研究方面的代表专家有安徽大学的华泉坤和洪增流、安徽师范大学的王维昌和安徽教育学院(今合肥师范学院)的范东升。由于受篇幅和目前资料所限，本文仅介绍前两位教授从事莎士比亚的教学与研究情况，后两位教授容作者在后续文章中介绍。

华泉坤教授长期从事莎士比亚戏剧研究及研究生的教学和指导。他于1981年至1982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爱丁堡罗大学做访问学者，主修莎士比亚戏剧，并于1996年至1997年在美国中部华盛顿大学讲学。从20世纪80年代起，华泉坤教授在全国外语类重点核心期刊、核心期刊以及全国人文社科类核心期刊上发表有分量的莎研论文超过30篇。在其论文中，既有对莎评流派的宏观综述，如《当代莎士比亚评论流派》[9]和《二十世纪前莎士比亚评论流派》[10]，也有对莎剧《哈姆雷特》中一句独白的微观探究，如《对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 独白的逆主流思索》[11]69-74；既有对莎翁语言的总体述评，如《莎士比亚语言浅探》[12]，也有对具体修辞手法的探讨，如《莎剧中隐喻和明喻的运用》[13]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双关谐语》[14]；既谈人物的塑造手法，如《论莎士比亚塑造悲剧主人公之三种共同的艺术手法》[1]，也谈人物的具体性格，如《〈奥瑟罗〉中苔丝狄蒙娜性格的矛盾和统一》[16]，都体现了华泉坤教授对莎士比亚戏剧理解的全面而深刻。在这30余篇莎士比亚研究论文中，《对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独白的逆主流思索》一文最有见地。

文章来源：《安徽农学通报》 网址: http://www.ahnxtbzz.cn/qikandaodu/2021/0626/1456.html